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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这何尝不是一次胜利的失败?

  李宁

意料之中,诺兰的“二战”题材电影《敦刻尔克》再一次引发聚讼纷纭。拥趸们视其为封神上品,反对者则哂之为平庸之作。放眼世界影坛,每次新作上映都能引发如此规模的评论热潮,恐怕也无人出其右了。

作为21世纪人类最深重的灾难,“二战”带来了无法弥合的人性深渊与历史创伤,也提供了言说不尽的叙事资源。“二战”题材电影浩如烟海,其中既有《夜与雾》、《浩劫》、《辛德勒的名单》等大屠杀电影,也有《细细的红线》、《拯救大兵瑞恩》、《血战钢锯岭》等战斗题材电影;既有《美丽人生》、《帝国的陷落》、《萤火虫之墓》等来自战败国的回望,也有《广岛之恋》、《桂河大桥》、《硫磺岛的来信》等来自同盟国的诉说。

那么,在“二战”题材电影的漫长谱系里,诺兰的《敦刻尔克》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二战”进程中一次伟大的败北。在我看来,《敦刻尔克》也是战争电影中一次胜利的失败。胜利在于,诺兰在电影中展现了打破常规的类型创新与观看历史的另类视角;失败在于,艺术语言的创新反而导致了反思意识的匮乏。求新求变与守旧平庸,成为《敦刻尔克》的一体两面。

在场式的战争体验

传统战争电影惯于以回望式的视角,将具体事件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风云中,尤其是《钢琴家》、《虎!虎!虎!》、《珍珠港》等沉迷于宏大叙事的战争史诗,总是描画大人物与小角色在历史舞台上的交替出场,发掘事件的前因后果,追溯人物的成长流变,将碎片化的人物事件镶嵌到起承转合的逻辑链条与特定的意义阐释框架中。《敦刻尔克》则一反常规,试图提供给观众一种在场式的战争体验。

如何在场?那就是不展现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外的其他事物。为此,影片运用一系列的反传统手法。在叙事时空上,影片只聚焦大撤退的发生地,不去展现其他历史时空中的人物与事件;人物塑造上,影片无心呈现“卡里斯玛”式的英雄与领袖,也无意揭示人物心理流变、建构完整人物性格,只关注绝境之中的具体行动(编者注:“卡里斯玛”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卡里斯玛是这样一类人的人格特征: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叙事视点上,影片告别上帝式的全知视角,代之以与剧中人物平等的限制性视角;在镜头语言上,影片大量采用跟拍与近景,营造一种身临其境感;在类型元素上,影片则借鉴悬疑惊悚片的叙事手法,强化一种生死逃亡的紧张与未知。

对比2016年大热的《血战钢锯岭》,便可以看出《敦刻尔克》的革新意义所在。在《血战钢锯岭》中,导演梅尔·吉布森以好莱坞经典的三段式结构,追溯主人公戴斯蒙德·道森的信仰根源,展现其成长历程中的种种磨难,寻找人物行动背后的合理动机,最终在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中建构了一出英雄成长神话。而在《敦刻尔克》中,我们看不到情节逻辑,看不到政治角力,也看不到生死情爱。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待宰羔羊,如何在道尽途穷中展开一场悬念迭起的大逃亡。

当然,《敦刻尔克》的反传统,并不意味着反类型。稳定与开放,是类型电影的辩证法。类型电影作为一种动态系统,既有一脉相承的创作惯例,也为语言创新留下了一定的生长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敦刻尔克》是在战争电影与悬疑惊悚电影的交界地带,寻找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方向,也拥有了载入史册的资本。

关注“事件”而非“故事”

《敦刻尔克》对于战争的在场式描画,不仅是对战争电影类型边界的拓展,更提供了另一种想象历史的方式。

一部电影发展史,可谓创作者们孜孜不倦地寻找真实的进程。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2D到3D,从120帧到4K,真实成为电影最大的魅影。人们执着于在银幕上展现日常生活的真实,更执着于追求遥远的难以抵达的历史真实。如何描述过去,是历史题材电影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体现着创作者各自不同的历史意识。

《敦刻尔克》对历史的建构有何不同?一言以蔽之,它关注的是“事件”,而非“故事”。事件是随机的事实与材料,故事则是对事件的有机组织与叙述。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就曾考察过历史事件与历史叙事的分野。在他看来,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是一种文学叙事。撰写者们将历史事件按照编年的先后顺序记录下来,编排进具有一定演进逻辑的故事当中,对其加以解释与说明,并赋予其特定的意识形态蕴含。显然在《敦刻尔克》中,诺兰有意体现出对传统历史观念的一种背离。他将历史转换为当下,将过去转换为眼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尝试借助对历史事件的还原,让事件本身呈现出意义。

反思意识的乏善可陈

值得追问的是,相比以往的“二战”题材电影,《敦刻尔克》有没有提供新鲜的历史反思话语?遗憾的是,并没有。当诺兰力图让历史事件呈现为在场式、近距离的面目时,或许就注定影片的反思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席。

可以说,无论面向过去的历史题材电影,还是朝向未来的科幻题材电影,所遥遥指向的都是当下。科幻片想象一个未来,从而将现在变为可供回望的过去。就像电影《星际穿越》里的星际世界无论多么瑰丽斑斓,影片折射的都是充满风险的当下现代化社会所弥漫的生存焦虑。与之相对,历史片则建构一个过去,以便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可以引为镜鉴。然而《敦刻尔克》填平了过去与现在的沟壑,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即时性的感官体验,却没有留给理性思考足够的空间,从而让历史的反思付之阙如。

回望“二战”题材电影发展,早期创作往往在施害者、受害者与英雄的人物阵营中,建构起一种控诉、复仇或歌颂的叙事模式。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突破这种简单化美学。《索尔之子》聚焦集中营中犹太人性的灰色,《卡廷惨案》披露被隐瞒的历史屠杀,《朗读者》在情爱外衣包裹下展开自我反思,《希特勒回来了》在复活重生的黑色幽默中捕捉历史的幽灵。它们深入历史的缝隙与道德的禁地,打捞那些被遮蔽的历史记忆,展现出异样的历史目光。与上述电影相比,《敦刻尔克》并没有体现出对于以往简单化美学的突破。

电影《蝙蝠侠之黑暗骑士》里,诺兰将平民与罪犯分置于两艘船中,以此考验极端情境下的人性抉择。《敦刻尔克》再一次沿用了这种貌似深刻却简单粗暴的人性实验。搁浅船舱内谁来舍生取义的论争,遮掩了情感的幽深与细微,也消解了人性的多元与复杂。《敦刻尔克》中固守的,还有诺兰电影里频繁诉诸于家庭/爱的主流价值观。《盗梦空间》的结尾,归家的主人公与草地上玩耍的儿女重聚;《星际穿越》的结尾,同样是父女跨越时空的相逢。《敦刻尔克》的片尾,列车载满归家的士兵,窗外则掠过绿地上打闹的两个孩童。家的意象成为《敦刻尔克》中四处漂浮的符号,阻碍了影片将历史的反思引向更深处。

可以说,诺兰在《敦刻尔克》中用新瓶装了寡淡无味的旧酒。他表现得像一位充满创新精神的保守主义者,求新求变的外衣下是浅尝辄止的人性拷问与一成不变的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敦刻尔克》何尝不是一种胜利的失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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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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